都市圈视角下的深港合作
近期，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2021》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构建香港-深圳的“双城三圈”空间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城市群。同时，大湾区城市群在一个国家内跨越两种制度，这在世界城市群中是独一无二的。香港空间战略的“北上”将大大提升香港与深圳的融通发展，对粤港澳的大湾区、对深圳都市圈的发展格局势必带来较大的影响，有望形成一个全新的“深港都市圈”。
基于此，本文拟从都市圈视角，在新发展格局下，重新认识深港合作态势，并就深港都市圈建设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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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港合作的四个认知
1. 强能级
基于大湾区整体人口分布和流动格局，深港、广佛都组合形成了一个巨型规模、紧密联系的“区域型极点”，作为整体在联合发挥城市群的引领作用。
在空间组织关系上，大湾区的城市体系并非是行政区划上的“9+2”，而是实际功能组织上的“2+6”：“2”指广佛与深港，“6”指珠澳、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形成了“伞形”等级体系。
▼ 大湾区人员流动网络
2. 双引擎
在国际分工与外循环格局下，深港双城形成了世界级的“科创中心”与“金融中心”，集聚了两类逻辑迥异的功能和人群。在“两制”的独特背景下，两个城市形成了空间临近、功能差异、协同发展的格局：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深圳和内地企业获取国际资本的重要窗口。目前，深圳超过1/4的上市企业在选择了香港上市，市值超过50%，其中30%是信息技术行业公司。香港为深圳与内地企业提供了大规模的国际化资金支持。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大量的中国企业从美国撤离，回归目的地也是香港市场，这给香港国际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优势与机会。
数据来源：《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8）》&Wind:CDI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
人才结构上，香港金融、服务、教育人才优势突出，而深圳IT服务、软件、计算机网络硬件、制造等方面人才具有优势，两地形成了高价值服务+科技创新的人才互补结构。
人才集中度表示某城市不同行业人才占比粤港澳湾区对应行业人才占比的比值
数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
数据统计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样本。流出流入以来源地和目的地划分。
数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
3. 弱连接
在深港强能级、双引擎之下，两地的连接关系却并非想象中那么紧密。通勤规模和比例是都市圈视角下分析的核心指标，但因为制度边界和通关口岸的阻碍，深港跨境通勤规模非常有限，其中包括就业、就学的规律性频繁往来人口规模约7万，占两地人口比重不到0.3%。
图源：中规院深圳分院粤港澳“数字湾区”平台
跨境数据来源：2017年香港统计调查《北往南来》报告（2018年发布）
在弱连接之下，尤其是面向内外双循环发展的新环境，如何推动跨制度的人员要素畅通往来，实现深港的强强联合，形成内循环发展大局，是两地未来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
4. 宽腹地
政府调控下，深圳都市圈范围是“3+2”，即深莞惠+河源、汕尾。这一都市圈范围的划定，更多是基于先发地区带动落后地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规划考量。
而基于市场选择对深港腹地范围进行研究的话，核心关注内容则是人口、资本要素的流动，具体指标包括通勤的联系、休闲消费的往来、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联系等。分析发现，深港紧密联系地区主要集中在东莞、惠州等临深地带，同时与更广泛的珠海、中山、南沙等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与往来。同时，深港对外的联系存在“双向对流”的特征，外向性联系与内向性联系规模基本对等，是深港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叠加人口、建设、交通、生态等多元要素综合分析下，发现市场选择下深港的腹地有如下特点：三个圈层、180度扇面的深港腹地范围，覆盖了东莞、惠州、广州的部分地域，并向西岸的澳门、中山、珠海有所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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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港合作的四点思考
由前述分析可知，全球化国际分工下，深港是一个强能级、宽腹地，但弱连接的双引擎，在“一国两制”下形成两个优势互补的世界级专业中心。但在内循环为主体的新环境下，深港将面临如何保持强能级、加强内循环联动与腹地带动能力等一系列新挑战。
1. 创新是动力
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国际大循环主动地位的关键。香港和深圳是“fin”与“tech”的结合，强化两大世界级中心的合作，互助长板，是深港两地合作的动力。
补齐链条，健全全流程创新链条。依托湾区产业基础与应用创新优势、香港基础科研与科教优势，促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共建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基础科研平台，构建重大科学基础设施集群，大幅提升深港的原始创新能力。
互助“长板”，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一方面，充分发挥香港全球顶尖高校集聚优势，发挥深莞惠强大的孵化和先进制造优势，弥补香港制造业空心化、创新转化不足问题，推进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与创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香港继续保持专业服务优势，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为深圳更多的优质创新企业提供上市融资服务。深圳则加快补齐源头创新，协同大湾区其他城市，构建完整的创新产业体系，孵化创新企业，为香港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投资项目。以此形成深港之间科技+服务的内循环，以内循环提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 深港互补合作示意图
2. 制度是特色
“一国两制”下，深港属于两个不同的关税区，形成了内外联系的差序格局，中外双向的贸易、投资、金融、法律、旅游、文化事务，在这里交汇和中转。深港跨境合作将为中国链接世界提供多套系统，有力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圳的城市发展紧贴深圳湾和深圳河北岸，现已形成一道充满活力的亮丽城市天际线。香港则基于历史原因，保留了大片未发展用地，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成为香港边境地区的独特景观。“两湾一河”南北之间强烈的景观差异，为完善两地的城市发展和生态保育提供了甚多的可能性[1]。边界既是屏障，也是中介，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障碍，也是资源[2]。在深港内循环中，边界地区成为了链接双循环的特色资源[3]。
目前，深圳在推进口岸经济带的建设，打破单一口岸合作的局限性，推动口岸从通道功能向经济功能转化升级，促进沿线经济要素流动。香港在《香港2030+》中亦提出北部经济带的规划构想，在《行政长官施政报告2021》中进一步提出在香港北部建设约300平方公里的宜居宜业宜游都会区，覆盖自西向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的腹地，充分发挥港深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红利。边境边界地区建设成为跨境合作的新高地。
3. 民生是根本
《粤港澳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目前，深港之间因两地法律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差异大，两地的人员等自由流动存在各类障碍。新时期下，应强化深港的联系，探索港深合作新模式，支持香港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中。例如：
在《深圳火车站与罗湖口岸片区更新统筹规划》中，提出积极对接香港标准规则，采用香港服务，引入香港资源，大力推进医疗合作、教育合作。探索建设以医疗合作为特色和教育合作为特色的两大政策试验区，充分发挥香港优质资源集聚的优势，拓宽港人提供就业和发展空间，为内地居民、在深港人、外籍人士提供高品质服务。
在《大前海湾区空间战略规划研究》里，提出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与香港实现“人才通”“信息用”“规则通”。
4. 生态是基础
从区域生态格局上看，深港山海相连，一衣带水，是不可分割的生态共同体。制度边界和发展理念差异，使得生态格局大体上呈现靠近深圳的部分受破坏程度较大。珠江口水污染形势严峻，是华南第一大、国内第二大污染型河口，水环境质量与国际三大湾区差距有20-30年。大湾区的填海面积居世界前列，而伴随着大规模填海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因此生态合作共治是深港合作的重要领域。
生态不分体制，生态共保共治是深港合作的根基，应进一步共塑生态共同体。共治跨界水污染处理，合理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系统，共建蓝色海湾。加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屏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福田-米埔湿地等共同保护，维护水鸟生态廊道，共筑绿色生态屏障，共保生物多样性。同时，可以共同优化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依托滨海资源，共建世界级跨境滨海旅游网络。在西部滨海地带，打造大众滨海城市休闲旅游圈，在东部滨海地带，打造国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圈。充分发挥陆地相接优势，探索深圳绿道与香港麦理浩径的互联互通，共建跨境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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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新时期下，都市圈化是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走向价值量高端的趋势。未来，大湾区可能从原来的东西格局走向南北格局。北部形成以广佛为极点的都市圈；南部结合过江通道的建设（已建成的包括深茂铁路、港珠澳大桥，规划在建的包括虎门二桥、深中通道、深珠城际等）、市场自发的跨越珠江两岸的企业分支分布和投资分布，形成以港深、澳珠为极点的珠江口都市圈。两大都市圈互相促进，形成大湾区内部的“双循环”，共同支撑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受益于全球化，大湾区快速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成就了深港极点。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深化合作，互助长板，建设跨境都市圈，是深圳、香港在新格局、新阶段下的新机遇。
# 课题组成员
方煜、何斌、徐雨璇、孙文勇、邱凯付、刘行、蔡澍瑶、王陶、刘菁、罗方焓、程葳知、陈少杰
……
作者 | 徐雨璇
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研究中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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